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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言利

推荐人: 来源: 时间: 2017-09-13 09:39 阅读:

     王开林,1965年出生于长沙。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《站在山谷与你对话》《沧海明珠一捧泪》《大变局与狂书生》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《敢为天下先》《非常爱,非常痛》等十九部,发表长篇小说《文人秀》一部。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,《文学界》执行主编。

 
    “君子不言利”的主张,并非孔子提出的,而是孟子提出的。“子罕言利,与命,与仁”,这说明,孔子很少言利,但对它并非不置一词。
 
    春秋末期,礼崩乐坏,孔子强调的是“克己复礼”,对于“利”,心情较为纠结。他说“仁者安仁,知(智)者利仁”,并无明显的贬义,只是提醒弟子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”,就是说不择手段地追逐私利,容易生怨和招怨。他讲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似乎要将君子与“利”撇个干净,其实不然。孔子周游列国,追逐权力的目的,何尝不是要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,毕竟他不可能建立君子国。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这才是大实话,谁又能逆天下公意而行?孔子比后世犬儒更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既讲大道理,也掏心窝子,他曾说过这样一句真心话,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”,此语近情近理,相当通透和豁达。
 
    战国时期铁血交飞,诸侯尔虞我诈,相互攻杀,孟子适时地挑起义利之辩,执义而反利。他认定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”。殊不知,天下人“无利不起早”。孟子强调仁义为先,利益为后,实为过高之理,悖乎人性人情,所以他先后游说梁惠王和齐宣王,都以失败而告终,徒有“平治天下”之志而找不到政治舞台一试身手。
 
    王安石是廉能高尚的君子,他敢废祖宗之法,公然为国谋利。其变法之所以虎头蛇尾,并非他的新法有太过明显的设计缺陷,比如“青苗法”,而是因为他用人不当,吕惠卿居心险诈,邓绾“好官我自为之”,这些小人包围着他,个个能力超强,但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可怕的是,为了夺公权谋私利,当内外交困时,他们纷纷倒戈反噬,令王安石措手不及。君子要利国利民,在乎得人,在乎得人心,不得人,则人心尽失。
 
    晚清时期,洋务运动方兴未艾,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力倡,詹天佑、张謇等人力行,君子言利,谁谓可耻?其中,张謇为清末状元,改朝换代之后,仍旧官运亨通,但他把“实业救国”的主张落到实处,辞官回乡(江苏南通),办厂办学,利济一方。他是君子,但不是那种“日出万言,胸无一策”的君子,他干实事,办实业,谋实利,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榜样。
 
    近日,我读到杨建民先生的一篇文章,谈及当年青年才子刘绍棠辞职当专业作家,纯粹靠稿费在北京买房。二十岁时,刘绍棠与友人聊天,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如果能有三万元存款当后盾,利息够吃饭穿衣的,心就能踏实下来,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。”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三万元是一笔巨款,但刘绍棠手中拥有生花妙笔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然而形势比人强,二十刚出头,他就遇上了“反右”运动,一切全泡了汤。被打成右派分子前,他已挣得一万七千多元稿费,这笔钱帮他撑过了此后二十年。想想,真是令人慨叹。当年,刘绍棠言利遭到严厉批判,现在平心而论,究竟有什么地方他做得不妥不对?
 
   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,君子言利,不仅无可厚非,而且值得赞赏。试想,君子获利,润身之余,则必定利群利国,济人济世,天下好事无逾于此。“君子固穷”的陋见早就该抛到爪哇国去了,一个“君子固穷”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富强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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